贻谷搞了六年，据说成绩不小，但实际上缴中央财政的钱并不多，清丈局和垦务公司的账目乱成一团，贻谷本人被查，本来要流放新疆，最后则去了四川巴塘。据于右任的调查，内蒙垦务已有相当基础，应接手继续搞下去。
“我不同意继续在内蒙垦荒的理由你想不到，”龙谦放下了于氏整理的报告，对于氏那手堪称精品的蝇头小楷欣赏不已，“于先生，理由很简单，环境。如果大规模废草原而种地，必将导致土地的荒漠化。内蒙不同于北满，两地情况完全不同。我们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啊，你一定想不到北京漫天风沙是什么景象。”
“环境？”于右任真的迷惑了。按照他的测算，内蒙的垦务工作真正见成效之后，每年的产粮足以供应边疆驻军了。
“是的，环境。当然也不是一概而论。河套地区适宜农耕，那就搞下去好了。其实，”龙谦亲自给于右任泡了一杯茶，让这位陕西青年受宠若惊，“我们面临的粮食问题并不严重，我们有多少人口？五亿打足了，虽然我没有翔实的统计资料，但我敢说，只要每亩耕地提高产量100斤，温饱无忧矣。边疆屯垦不只是为了粮食，你看到了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戍边，也有改善人口布局的功效，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将农业被压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鲁南山多地少可以解决自身的粮食，甚至可以为军队提供余粮，其他地方没有理由做不好。你去山东待了时间不短，有什么感想？”
山东是蒙山军的老窝，农业处目前20余人有一半是来自山东，山东的一半是来自鲁南，足见龙谦对鲁南的欣赏和重视。之前于右任认为这不过是感情问题，为蒙山军提供人力物力的鲁南当然要在新朝得到最大的红利。但于氏调查了鲁南之后，承认鲁南确实有值得研究借鉴的地方，“回总统的话，感想很多，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山东调查统计的资料甚全，一目了然，其次是沂州、兖州两府农民的势力极为强悍，士绅为之敛手……”
“哈哈，倒不如说规矩坏了，泥腿子当家。哈哈，”龙谦没有细问于氏的出身，但既然可以考中秀才并留学日本，想必不会是一般的农家子弟，“小于啊，有两个经济学概念不知你听说过没有，生产力和生产资料？”
于右任摇头。他跟龙谦接触不多，但觉得龙谦口中的新鲜词语很多。
“生产资料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生产的本钱嘛，土地，耕牛，农具都是，工厂的机器厂房也是。生产力就复杂一些了，关键的就是人，就是从事生产的人，当然，还有科学技术，也应归于生产力的范畴。我讲一个原则。你回去想想看是不是正确，当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处于分离状态，生产的效果就不会好，反之就很好。以农业为例。雇农耕种地主的土地。与自耕农耕种自己的土地，两者有何区别？”
这个不消说。于右任认为很简单，“当然耕种自己的土地要经心的多。”
“是的，因为后者是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完全结合，而前者不是。种什么作物。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给自己干跟给地主干是不一样的，或者不经心，或者说了不算。据我所知，关中有很多种植鸦片的，多是地主的授意而不是雇农。你可能会说雇农也很经心的。因为交纳了地租后剩下的就是他自己的了，但地租过高会影响农民的积极性，这个不需要争论，是铁定无疑的事实。”
于右任明白了龙谦所说的含义。鲁南确实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地租低，地主的平均占地也少，那都是乡村自治带来的结果，也因为鲁南的工业兴起，将大量的人口吸引到沂州兖州从事工业的背后，是士绅对工业的投入，不少地主以官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土地给官府，筹集资金投入了工业，为沂州钢铁、中兴实业提供中间产品，这部分被官府土地又租给或者卖给了农民……以此缓解了土地兼并的压力。
“鲁南或者济南府的情况特殊，恐怕不能推广至全国。”
“为什么不行？农业处就是农业部的骨架，我是准备设立一个农业部的，或者将农林部也可以。我们不解决农业问题就站不住脚，肚子吃不饱谈什么建设？限定土地占有的数量，规范土地流转的价格，高价征收超出标准的土地税，迫使地主选择出售土地，低价售给或者租给无地的农民，鼓励地主将获得的资金转入工业……这就是农业处应当出台的主要政策。你已经看到了统计调查的威力，各省的情况有所不同，东南数省跟西北就不能是一个标准嘛。可惜邓公超搞了好几年的乡村自治，竟然转不过这个弯子！开口闭口都是困难，蒙山军没有公开反清都能搞的东西，在我们掌握全国政权后反而不敢搞了，这是什么道理？我承认地主的土地并不全部来自巧取豪夺，有一大批地主是靠勤劳致富积累的，但土地集中于他们手里就不会提高粮食产量！这个你不要怀疑了，只有将土地给了无地的农民，才能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按说我国的农业历史最长，反而搞到吃不饱肚子的地步，岂不荒唐！”
于右任低头琢磨着龙谦的话。显然，龙谦要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占有不均的问题了，均田是农民的理想，可是，要制定多高的标准？100亩？200亩？超过的征收多少税？地主不干怎么办？
许久，于右任抬起头，迎上了龙谦的目光，“总统，自古士绅是维持统治的基础，您这个政策出台，必然得罪天下士绅……”
龙谦冷笑一声，“谁说士绅是国家稳定的基础？蠢话！或许过去是，今后绝对不是了！你说的没错，统治需要基础，新中华今后依靠的是军队，是农民，是工人，是大批拥护新政府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地主劣绅。只要新政府让所依靠的这些人受益，几个心怀不满的地主能翻起什么浪花来？我们要制定的农业方面的政策就是打破土地的垄断，进而解放大量被土地束缚的农民，让他们解脱土地对人生的束缚，有机会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为发展工商提供无尽的人力资源。”
于右任默然。
“当然，还要引进科学种田，培育良种，教会农民科学种田，进而积累资金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增强物资的流动。南方的水果便宜到死，北方却吃不上，就是流通问题。但前提是打击地主，解放农民。”
“这样的话，中枢统一政策怕是不妥。”许久，于右任说道。
“是的，各省的情况不同，不应该划定统一的标准。但时间不等人，我预定在四月开国会，关于农业的基本政策要上国会讨论一下，所以你们的抽样调查要抓紧。不能只靠农业处的几十号人，要让各省也动起来，经济局有权发号施令嘛。中原地区如河南，西北如你的老家陕西，我的老家山西，广东、安徽、江苏、浙江、四川以及两湖等人口大省都要完成调查，取得相对可靠的数据以制定指导性政策，倒是边疆省份，民族杂居比较明显的省份可以缓一缓，东北则不必要——调查要造出声势来，不要偷偷摸摸，据东南军区说去年清廷搞人口调查竟然出现不明真相的百姓活埋了调查员的事件，这绝不能出现在我们的手里，你们的调查要有强力机关的配合，军队可以介入，对于敢对抗调查的，抓一批，杀头也不是不行！”
于右任听说了年前西北军区司令官封国柱曾在甘肃对董福祥旧部大开杀戒，看龙谦说的轻描淡写，心里不禁一阵恶寒。当初朋友说的没错，蒙山军秉国，地主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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